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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中国大地上涌起的盗墓狂潮,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和世界进步人士,都感到莫大的耻辱和痛心。无论是古墓葬还是古文化遗址,都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文明成果和人类遗产。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时,中国华北地区的盗墓贼,已从挖掘墓穴转向劫掠地面文明遗址、遗物,这是地下文物告罄的一个不祥之兆。对此,有观察家预言,等到21世纪结束之时,便是考古学家失业和考古学科消亡之日。这个预言看上去有些危言耸听,但却道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和内心的忧虑。但愿今天的人们能从历代盗墓和劫掠、毁灭人类自身文明成果的罪恶中得到教训,并能从中思考些什么,从而以群体觉醒的力量来共同扼制这一人类毒素的发展蔓延,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残存的硕果得以长久保存,文化的香火得以延续,这便是我们撰写此书的本意。

第一章悲剧的诞生

1.坟包突起人世间

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,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,所以古人云:入土为安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,还是过着屋无片瓦、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,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。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,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,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。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,除了梦想在地下世界安息,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、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,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,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。但事实上,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,死后并不总能如愿,有时恰恰相反。“自古及今,未有不亡之国者,是无不掘之墓”,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。

当然,人不是在猴子时代就开始建造坟墓的,也不是从猴子变成人那一天突发奇想,要打造个豪华地宫,以便死后安葬,继续享受人世间的舒畅与快乐的。有史可查的是,坟墓的建造,距今也不过是三千多年的时间。

在远古时代,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。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,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,不得已将其吃掉,这可称之为“腹葬”;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,这可称之为“野葬”。正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说的那样:“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,其亲死,则举而委之于壑。”实际上“腹葬”和“野葬”都算不上丧葬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,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,但当时墓而不坟,且无任何标记,“古之葬者,厚之以薪,葬之于野,不封不树。”

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。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。这种观念认为,人死了,只是迁居,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,因而,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,所谓“事死如事生”。正如古人所说,“丧礼者,以生者饰死者也。”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,经历漫长的岁月,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。

所谓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——商,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开始进入“文明时代”的朝代。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,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。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,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。现代考古发掘证明,安阳的商王陵墓,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,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;高级贵族的墓,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,其形式有“亚字形墓”,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;有“甲字形墓”,即南面留一条墓道。中等贵族的墓,无墓道,面积约20平方米;一般小贵族的墓,面积不足10平方米;平民墓室面积仅2~4平方米。统治者的墓葬,随葬有大量青铜器、玉器,并殉葬大量的人、畜。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“腰坑”,以殉葬人、畜和随葬器物;在墓上建房屋,以供祭祀,称为“享堂”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所记载:有虞氏瓦棺,夏后氏及围,殷人棺、椁。殷代的大墓中,多有棺、椁。棺上一般涂红、黄漆一至数层,少数棺上还有彩绘。

中国的丧葬史在西周时拐了一个弯。这一时期,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、经商民族更讲礼制,更重伦理,故有薄葬之趋势。而尤为重要的是,西周时期,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、法律化。据《周礼》载,当时专门设有“冢人”,专司王室贵族的“公墓”。他根据贵族的班辈、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、享堂(墓上房屋)的标准和植树数目;又设“墓大夫”,掌管平民的墓葬。随着时间的发展,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,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。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,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。在这诸多情况的限制下,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,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,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。正如《礼记·檀弓》所言:“古也,墓而不坟。”并解释说:“凡墓而不坟,不封不树者,谓之墓。”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,也无树木或标志的。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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