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四川的猜测让我毛骨悚然,但我内心觉得那不太可能。飞机部队属于空军,在我们的概念里非常神秘,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时候,一共才几架飞机还都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,从此中国的飞机工业完全是绝密的。

 

  现在再看,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工业基础,造飞机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,我们部队的大部分伤亡都来自于空中打击,飞机一直是中国军队的痛处。我后来查访当年的资料,看到彭德怀在朝鲜问毛泽东:“我们的飞机呢?”内心非常感慨。

 

  那个年代中国获得飞机技术的唯一途径是苏联,但即使有苏联的帮助,我相信在当年也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吊装能力,那个时候很多工程兵连精密吊车都没见过。

 

 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,自己有多保守。

 

  在四川提出他想法的第四天,我们被通知参加一次特别会议,我当时心跳骤然加快,知道这次会议,可能决定我们的去留。

 

  这是个小型会议,比我们到佳木斯以来的所有会议规模都小。我们在这个小帐篷里,一共也就十来个人,没有放映机,但一看坐在前头的几位,全都是饭里有鸡腿的主儿。一个是之前认识的程师长,但他却不坐在正位,坐正位的人,穿着深色的中山装,大约六十岁,双目炯炯有神精光四射,一眼看去很不一般。

 

  等程师长开始一一介绍,我们都站起来握手,才意识到此人的价值。在这里照例我不能说,不过当年中科院没多少人,在系统里的人也许能猜到他是何方神圣。此人有个外号,比本名更广为人知。这个人会出现在这里我并不意外,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加上这里的机密度,有一位朝野大员亲自把握,其实一点也不过分。

 

  落座以后,由中山装老人带头,我们再一次宣誓保密。

 

  我在这个故事里,一共宣誓了三次,这就是最后一次。如果你认为我之前的事情已经算是匪夷所思的话,那之后的故事,会更让你无法接受。

 

  从这篇文章开始以来,我之所以选择平铺直叙,就是为了能让大家在我讲到这里的时候,可以接受后面的故事。

 

  当时与会的一共是十一个人,除了六个领导外,剩下五个包括我们都是被选中参加任务的人员。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名单。事实上,不用再看我也能背的出来。

 

  他们是我,王四川,田小会、朱强和阿卜买买提。我和王四川属于基层的地质勘探员,田小会和朱强都是院里的。田小会就是老田,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李四光麾下的学生,当时已经是主任级别,说是小会,实际也比我们大了很多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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